上海世纪出版：李永平(揭西县灰寨镇)艰苦而又辛酸地叫一声“祖国”
当65岁的李永平在《大河尽头》简体中文版序《致‘祖国读者’》中，喊出一声“祖国！”时，这一声叫得好艰苦、好辛酸。祖国的一切对李永平而言是遥远而陌生的，而他首次带着自己的简体中文版作品“回到”祖国，又何尝不是给了祖国读者强烈的陌生感。1947年，李永平以一个华侨子弟的身份，出生于婆罗洲北部的沙捞越邦，古晋市，那是南洋的一个小邦，现隶属马来西亚。父亲给他取“李永平”这个名字，因为他出生那年，中国正陷入惨烈的内战中。世界大地图上的中国——隔着南中国海，与婆罗洲遥遥相望的黄土地——成为李永平内心私藏的“祖国”。
李永平后来到台湾求学，又到美国留学，再回到台湾任教、写作，出版了《婆罗洲之子》、《吉陵春秋》、《朱鸰漫游仙境》、《大河尽头》等，是当代著名华语作家。其中，《吉陵春秋》入选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，《大河尽头》上、下卷分别入选2008、2010《亚洲周刊》十大华文小说，并荣获第三届“红楼梦奖：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”决审团奖。
如今，《大河尽头》简体中文版由世纪文景引进大陆，这部具有自传色彩、以回忆录形式写成的长篇小说，讲述了一个生长在南洋的华裔少年“永”，泛舟赤道蛮荒大河，一路溯流而上寻找生命泉源的故事。
因李永平先生不善于使用电邮，本报记者的专访是以传真的形式完成的，其过程颇为曲折。记者先联系到台湾麦田出版社的林秀梅女士，将采访提纲发给她。她又将采访提纲打印好，传真给李永平先生。仅仅相隔两天，记者便收到了林秀梅女士发来的传真件，上面是李永平用6页稿纸、工工整整给记者写的回答，这种认真的感觉真是久违了。当我把传真纸上的文字，一字字录入电脑，尤其读到李永平先生说，自己身罹心脏疾病、不知何日能回心中的“神州”时，眼泪差点落了下来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们在阅读李永平的同时，也在读一段华人颠沛流离的历史。
“我身上流着正统的客家人血液”
深圳晚报：身份上的不确定性，曾经让你困惑吗？
李永平：身份问题确实曾经困扰我。记得我刚到台湾时，本地同学常问我：李永平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呀？我总是支支吾吾，因为如果答马来西亚人，我心里不甘；答中国人，在当时的台湾是犯忌的；答台湾人，我那时新来乍到，对这座岛屿还没产生认同。被问得急了，我就答：“我是广东人！”后来这就成为我的标准答案。
如今在台湾住了四十多年，感觉上我早已是台湾人了。现在回想，当初为身份困扰，真是庸人自扰吧。同时拥有多个不同的身份——马来西亚人、中国人、台湾人，当然还有广东人——是上帝的恩赐，是我写作的动力和泉源。古今中外，没有几个作家有这种福气。
深圳晚报：您的童年记忆都在婆罗洲，这个地方对于大陆读者而言非常陌生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“异域”，很少人会关注那里与我们同根同族的华人，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婆罗洲？
李永平：婆罗洲和中国，隔着一个南中国海，但两地的关系可说源远流长。15世纪，郑和下西洋，婆罗洲岛上已有华人定居。1778年，广东梅县客家人罗芳伯，在西婆地区建立一个共和国，国号“兰芳大统制”，自封为“大唐客长”，统领卡布亚斯河流域数十万华工，声威赫赫。直到罗芳伯死后，荷兰才派兵偷袭，将兰芳共和国消灭。至今，婆罗洲的华人，大多来自粤东客家原乡——我就是来自广东省揭西县灰寨镇的第二代华侨。
我身上流着正统的客家人血液，而客家人是流浪的族群，我作品中的浪游色彩，反映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身世背景和特殊人生经历，也代表身为“客家人”的“宿命”吧。
深圳晚报：为何会选择到台湾来求学，乃至最后在此生活、写作？
李永平：中学毕业后，我原本计划到大陆升学，不巧碰到“文革”爆发，才转而到台湾读大学，一住就是40年。在我走到人生十字路口，茫然无措之际，台湾张开双臂收容我，接纳我，让我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如果说我有一点点写作天分，那是台湾的老师们发掘和栽培的。我今天能有一些作品发表，并且印成书流传于世，那也是台湾文坛提供的机缘。毫不夸张地说：李永平这个小说家是台湾造就的。
原始雨林中一次探险
深圳晚报：《大河尽头》是您的婆罗洲三部曲之一，您似乎不甘于仅仅讲述一个传统的少年启蒙故事，而是开始了一次文学的华丽探险。
李永平：和我其他作品相比，《大河尽头》篇幅较长，场面较大，人物较多，而且背景也比较特殊（世界第三大的婆罗洲原始雨林），因此，这一趟探险的气势也就更加壮阔、文字更华丽繁复。就让读者们——尤其是从未曾进入热带丛林的年轻朋友——跟随小说主人翁“少年永”，顶着赤道大日头，抱着探险的心情，一路溯流而上，进入婆罗洲的心脏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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