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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65岁的李永平在《大河尽头》简体中文版序《致‘祖国读者’》中,喊出一声“祖国!”时,这一声叫得好艰苦、好辛酸。
祖国的一切对李永平而言是遥远而陌生的,而他首次带着自己的简体中文版作品“回到”祖国,又何尝不是给了祖国读者强烈的陌生感。1947年,李永平以一个华侨子弟的身份,出生于婆罗洲北部的沙捞越邦,古晋市,那是南洋的一个小邦,现隶属马来西亚。父亲给他取“李永平”这个名字,因为他出生那年,中国正陷入惨烈的内战中。世界大地图上的中国——隔着南中国海,与婆罗洲遥遥相望的黄土地——成为李永平内心私藏的“祖国”。
李永平后来到台湾求学,又到美国留学,再回到台湾任教、写作,出版了《婆罗洲之子》、《吉陵春秋》、《朱鸰漫游仙境》、《大河尽头》等,是当代著名华语作家。其中,《吉陵春秋》入选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,《大河尽头》上、下卷分别入选2008、2010《亚洲周刊》十大华文小说,并荣获第三届“红楼梦奖: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”决审团奖。
如今,《大河尽头》简体中文版由世纪文景引进大陆,这部具有自传色彩、以回忆录形式写成的长篇小说,讲述了一个生长在南洋的华裔少年“永”,泛舟赤道蛮荒大河,一路溯流而上寻找生命泉源的故事。
因李永平先生不善于使用电邮,本报记者的专访是以传真的形式完成的,其过程颇为曲折。记者先联系到台湾麦田出版社的林秀梅女士,将采访提纲发给她。她又将采访提纲打印好,传真给李永平先生。仅仅相隔两天,记者便收到了林秀梅女士发来的传真件,上面是李永平用6页稿纸、工工整整给记者写的回答,这种认真的感觉真是久违了。当我把传真纸上的文字,一字字录入电脑,尤其读到李永平先生说,自己身罹心脏疾病、不知何日能回心中的“神州”时,眼泪差点落了下来。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我们在阅读李永平的同时,也在读一段华人颠沛流离的历史。
“我身上流着正统的客家人血液”
深圳晚报:身份上的不确定性,曾经让你困惑吗?
李永平:身份问题确实曾经困扰我。记得我刚到台湾时,本地同学常问我:李永平,你到底是哪里人呀?我总是支支吾吾,因为如果答马来西亚人,我心里不甘;答中国人,在当时的台湾是犯忌的;答台湾人,我那时新来乍到,对这座岛屿还没产生认同。被问得急了,我就答:“我是广东人!”后来这就成为我的标准答案。
如今在台湾住了四十多年,感觉上我早已是台湾人了。现在回想,当初为身份困扰,真是庸人自扰吧。同时拥有多个不同的身份——马来西亚人、中国人、台湾人,当然还有广东人——是上帝的恩赐,是我写作的动力和泉源。古今中外,没有几个作家有这种福气。
深圳晚报:您的童年记忆都在婆罗洲,这个地方对于大陆读者而言非常陌生,似乎是理所当然的“异域”,很少人会关注那里与我们同根同族的华人,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婆罗洲?
李永平:婆罗洲和中国,隔着一个南中国海,但两地的关系可说源远流长。15世纪,郑和下西洋,婆罗洲岛上已有华人定居。1778年,广东梅县客家人罗芳伯,在西婆地区建立一个共和国,国号“兰芳大统制”,自封为“大唐客长”,统领卡布亚斯河流域数十万华工,声威赫赫。直到罗芳伯死后,荷兰才派兵偷袭,将兰芳共和国消灭。至今,婆罗洲的华人,大多来自粤东客家原乡——我就是来自广东省揭西县灰寨镇的第二代华侨。
我身上流着正统的客家人血液,而客家人是流浪的族群,我作品中的浪游色彩,反映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身世背景和特殊人生经历,也代表身为“客家人”的“宿命”吧。
深圳晚报:为何会选择到台湾来求学,乃至最后在此生活、写作?
李永平:中学毕业后,我原本计划到大陆升学,不巧碰到“文革”爆发,才转而到台湾读大学,一住就是40年。在我走到人生十字路口,茫然无措之际,台湾张开双臂收容我,接纳我,让我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如果说我有一点点写作天分,那是台湾的老师们发掘和栽培的。我今天能有一些作品发表,并且印成书流传于世,那也是台湾文坛提供的机缘。毫不夸张地说:李永平这个小说家是台湾造就的。
原始雨林中一次探险
深圳晚报:《大河尽头》是您的婆罗洲三部曲之一,您似乎不甘于仅仅讲述一个传统的少年启蒙故事,而是开始了一次文学的华丽探险。
李永平:和我其他作品相比,《大河尽头》篇幅较长,场面较大,人物较多,而且背景也比较特殊(世界第三大的婆罗洲原始雨林),因此,这一趟探险的气势也就更加壮阔、文字更华丽繁复。就让读者们——尤其是从未曾进入热带丛林的年轻朋友——跟随小说主人翁“少年永”,顶着赤道大日头,抱着探险的心情,一路溯流而上,进入婆罗洲的心脏吧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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